[翻譯專欄] 假左翼
原文：Caleb Maupin，演講者、作家、記者、政治分析家。翻譯原文取自其著作"We Are City Builders: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Innovation Educational Manual"
引文：我們這個年代的社會建設者與破壞者
綜觀人類歷史，我們當中現在無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
一直以來總是有為社會進步而努力的社會建設者，這些人多半是開創者、科學家、哲學思想家、組織者、英雄、詩人、畫家、建築師、傳道者、先知、夢想家、有遠見者、平等主義者、團結建造者、理性主義者、樂觀的突破常規者、頭腦清晰的抵抗者、為了受壓迫者而發聲的倡議者、啟發者、驅動者等，本質上就是那些由內在的創造力與勇氣所驅使、推動文明走向更高層次的每個人。
而這些進步者總是站在破壞者的對立面，也就是那些掠奪者、破壞機具者、仇恨販子、鼓吹無知者、散播忌妒者、煽動者、邪教份子、享樂主義者、自我毀滅的斯多葛主義者、迫害他人者、私刑暴徒領導者、推廣毒品者、假藥銷售員、虐待狂、帶來苦惱者、粗俗的情緒主義者、粗鄙的色情創作者、霸凌者、炸彈客、黑暗與原始主義的崇拜者等。
政治上左翼與右翼的設定在人類歷史上是相對新穎的概念。
1789年5月5日，法國人民組織了國民議會，也就是為後來的革命與推翻封建君主制奠定基礎的機構。巴倫‧德‧高維爾（Barron de Guaville）描述這一場景時說道：「我們開始認清彼此：那些忠於宗教及王族的人們佔據了右側的座椅以迴避來自反對陣營內的喊罵、宣言及下流行徑。」1791年，那些在法國國民議會中坐在左側的人們，也就是反對那些維護陳舊政權的人的反對陣營，開始將自己稱為「開創者」。很快地，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都開始稱他們為「左翼」。
起碼在事發半個世紀後，左翼與右翼的概念才傳出法國。社會主義的概念則又是更新的、是在1800年代才出現的一個定義非常模糊的概念，且至少到1822年才在英文語境中出現。馬克思主義直到1848年才在一場運動中出現。而「左翼」、「右翼」、「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這些概念絕不是永恆不變的，且在它們至今短暫的生命中它們已經囊括了各式各樣不同的理念與形象。
然而，前面所提到的兩個截然不同的趨勢：社會建設者與破壞者，自人類歷史和階級社會出現以來便一直存在。從我們開始馴化動物及種植作物的那一刻起，就存在著試圖優化我們的生存能力、並驅使我們朝向更進步生活的人。且從文明誕生的那一刻起，也就存在著那些試圖使我們回歸狩獵採集文明、讓我們的生活方式更接近於低等靈長類生物的人。
文化與文明之間、內部、甚至是個體之間的持續性鬥爭的本質都能歸結於這個問題：人類是否會利用其理性及創造力的天賦以達成更大的成就集打造更好的世界？還是，人們是否會否定人類獨特的本質並走向低智能物種狀態？
假左翼
歷史並非沿著一條直線前進。在巨大的進步之後伴隨的通常是曲折甚至是倒退。通常會發現人類的進步都是「前進一步、倒退兩步」的模式。
自社會主義成為二十世紀社會進步的化身、到當今全球面臨的情況，是一個充滿災難與衰退的時期。這些挫折使得「病態的大西洋主義」出現反彈、並以新的偽裝作為掩飾。
這個結果已造成了高度的政治錯亂。定義冷戰時期的政治光譜標準現已失靈。左翼與右翼現在已經比過去更難分辨。我們需要思慮清晰的分析以評估在現今全球經濟與地理的觀點下我們是站在哪一方。為社會進步而努力的人以及走歷史回頭路的人之間的衝突持續存在，不過這兩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並未如此明顯。
革命知識份子以及廣大群眾
在全球自稱為左翼份子、社會主義人士、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人當中，存在著兩種心理。
無論你走到世界的何處，你總是能看到革命知識份子的身影。那些通常是中間階層出身的年輕人，因為想要摧毀其所處的不平等世界而被革命思想所吸引。革命知識份子通常都是社會當中的小群體。他們以無畏、勇敢、以及對不公的憤怒而聞名。他們竭力創造混亂與失序。在他們年輕的熱情中，試圖以爆炸性的英雄主義展演來推翻壓迫者及導正不公。
馬克思主義運動確實起源於歐洲的革命知識份子，不過這種情緒老早就已經存在。早在卡爾馬克思出生以前，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便已寫下著名詩句：「我心靈的抗爭將永不停歇，我手中的利劍江永不沉眠；直到我們建成耶路撒冷，在英格蘭那碧綠宜人的家園。」特權知識份子階層中的這種熱情與反叛情緒是推翻封建的關鍵，不僅在布萊克的英格蘭，放眼整個歐洲皆是如此。
在托洛茨基的全球不斷革命幻想中，他認為蘇聯只是一個暫時的軍事抵抗。革命知識份子們努力不懈、不記一切代價努力創造烏托邦的精神理念。世界史中一些受人尊敬的人物，例如聖女貞德以及切格瓦拉，似乎都是為了表達這個理念而選擇奉獻生命。
然而，對於那些試圖以科學、而非僅用浪漫角度來面對進步史觀問題的人來說，我們必須對於某些真相有所認知。儘管革命知識份子可能是很勇敢的、思想前瞻的、有創造力的、且聰明的，但這些都不足以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仰賴於轉向革命性且抱持反資本主義理念的人民群眾，其動機是相當不同的。
無論在何種社會狀況下，革命知識份子一直都存在，但是人民群眾普遍而言對於革命與反資本主義政治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只有在經濟艱困及戰爭導致他們的生活愈加不穩定、以及社會不再能如同往日一樣運作的情況下，人民群眾才會迎接歷史的挑戰。在這種時期人們迫於物質條件，不得不檢視危機的本質並尋求出路。只有在重大危機之時，那些通常不理會政治與意識型態的百萬群眾才會為了尋求解決辦法轉向社會主義及革命。
人民群眾接觸社會主義所追求的，與革命知識份子是全然相反的。人民群眾不渴望混亂。他們轉向社會主義是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能帶來秩序與穩定。社會主義之所以對他們有吸引力，是因為其能確保他們不再絕望、飢餓、或生活在極大的不確定中。社會主義給了他們希望，不是為了復仇、或是以某種宣洩式的起義來導正不公，而是為了消除他們的苦痛以及創造一個更穩定及安全的世界。
布爾什維克因為給了俄羅斯人民「和平、土地與麵包」而贏得支持，完全不是因為保證帶來「永恆的革命」。革命後不久，列寧堅持簽署一項退出戰事的條約以維持群眾的支持。人民群眾支持布爾什維克是因為他們的反戰思想。布爾什維克上台後也承諾終結俄羅斯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提高生活水平，而他們也確實兌現了這些承諾。
毛澤東在中國贏得農民與廣大群眾的支持，不是因為他承諾帶來「天下大亂」，而是他關於「耕者有其田」、「新民主」、以及擊敗日本侵略的演說。
在1930年代大蕭條最高峰的時期，美國共產黨（CPUSA）對此完全了解。當美國人民面臨著失業與飢餓的時候，威廉·澤布朗·福斯特（William Z. Forster）在1932年參選美國總統選舉時，以「擺脫危機的革命性方法」作為競選口號。1940年選舉時，美國共產黨提名厄爾·白勞德（Earl Browder），在他的口號「出路（The Way Out）」中更明確地表達了這個情緒。雖然這幾次參選甚至被排除在許多州的選舉名單之外，但仍獲得了成千上萬張選票。
美國共產黨在1930年代權力鼎盛時期的優勢在於其失業委員會及工會，這為那些極度貧困的人們帶來慰藉，同時也代表著這些在地社群進行抗爭。《財富雜誌（Fortune）》在1936年發表一篇對於美國共產黨充滿敵意的文章，承認了當時共產黨支持度會逐漸增加的根源：「不久之前，一位政府官員打扮地衣衫襤褸身無分文的樣子走訪全國各地，為了親眼見證失業救濟是怎麼運作的。他學到了很多。他說：『共產黨教了我不少東西。我發現共產黨的權力提升基本上是因為他們會聆聽那些底層人民的聲音、並且也會為了他們努力和抗爭。』」
1960至70年代的黑豹黨也透過為有需要的人們提供服務提升其影響力。在屏除了鼓吹極左冒險主義與暴力行動的艾爾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派系後，整個組織轉向從事社區服務。黑豹黨遵循著全世界成功的革命組織的經驗，執行免費午餐、健康保健診所以及其他各項計畫，被稱作「等待革命的生存（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在1969年執行「兒童免費早餐計畫」的文字聲明、以及黑豹黨辦公室所發出的募資公告中都說明了其目的：「壓迫的形式中最嚴重的其中一項便是飢餓。兒童們必須有得吃，而學童免費早餐計畫是另一個從飢餓這個頑強的壓迫形式中解放的關鍵。任何看過飢餓孩童的面容的人都會理解他的需求是迫切的。你可以用一個冷酷的心拖延一張對你有所求的臉。孩子無法了解政府做的飢餓調查，但每天早上能吃飽飯這件事情卻是與他習習相關的。」
雖然這些言論聽起來都很溫和，但是美國聯邦政府發現了這項計畫當中潛在的革命性。就在這項計畫開始執行不久後的1969年5月，聯邦調查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發布一項特別的備忘。他指出這項計畫是多麼有效贏獲非裔美國人中黑人民族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群眾的支持。胡佛寫道：「兒童早餐計畫最起碼在無知的人群中促成了對於黑豹黨的支持默契，更令人沮喪的是，它為黑豹黨提供了現成的易受影響的青年群眾。因此，兒童早餐計畫象徵著黑豹黨最好且最有影響力的活動，同時，這也是政府當局致力於消除黑豹黨以及毀滅其所代表意義的作為中最大潛在威脅。」
對於那些苦心研讀革命政治史的人而言，有兩件事情非常清楚。吸引人民群眾在危急時刻朝向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因、以及抓住革命知識份子的想像的東西是截然不同的。全世界有影響力的且最終成功奪權的革命組織，都是從正在遭受苦難、且期望有一個能夠保護他們免於遭受資本主義的無理侵害的新秩序的群眾中獲得支持。
對西方情報機構而言，這兩種面對革命性反資本主義背後不同動機的事實早已顯而易見。他們使用公開且直接的方法致力於擊退社會主義以確保華爾街於全球範圍的主宰力。操縱革命知識份子使其遠離全球的社會主義國家與美國的人民群眾，已經全然重新定義了當代世界的政治。
假的左翼
名為「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這項中情局的計畫便是為了操縱左翼藝術家及知識份子而創的，其目的在於弱化蘇聯的影響力。中情局在其網站中誇耀這項計畫是其最成功的行動之一。
中情局在其總結文化自由大會計畫的總結文章中詳述這項行動是如何進行的。悉尼·胡克（Sydney Hook）這位紐約市的托洛茨基派教授被選入主導這項計畫。這項計畫暗中贊助並推廣一份名為《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的刊物，這份刊物高度關注一些像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歐文‧豪（Irving Howe）、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等這類知識份子。這個計畫的核心概念是培育一些知識份子與左翼人士，讓他們對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但同時也強烈反對任何會在全球舞台上撼動西方資本主義的事情。網站中誇張地說文化自由大會計畫是「由一群精力充沛、人脈廣泛的成員所組成，只要是在共產主義的遊戲中挑戰共產主義本身，這些人願意試驗任何非正統的想法以及接納任何有爭議的個人。」
透過文化自由大會計畫，中情局暗中資助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這位拒絕描繪人物、風景、甚至是清楚的形體、只單純潑灑在其畫布上的畫家。他的「抽象」及「現代」藝術被視為宣揚西方的自由。這與當時蘇聯藝術家試圖在畫作中傳達政治信息的宣傳藝術形成強烈對比。在學術界，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新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情報機構的暗中幫助下得以推進。曾經在美國國務院及情報機構工作過的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被選為「新左翼」的學術界發言人。
這些人致力於將「斯大林主義」以及親蘇共產黨都描繪為專制與脫節。引述悉尼·胡克所說過的話：「給我一億美元和一千個熱心的人，我保證能在斯大林帝國的群眾中掀起一場民主騷亂──沒錯，即使是在軍隊中也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要面對這些內部的問題。我能找到這些人。」
這場控制革命知識份子並將其與全球革命運動分裂開來的工作不僅在學術界與左翼陣營中展開。就像是羅馬帝國為了掌控其人民在其帝國內引入邪教與異國神靈一樣，美國情報機構開始引進亞洲的原始教派。
中情局局長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寫道：「東方的宗教根深蒂固、且有許多寶貴的價值。他們的精神信仰與共產主義無神論以及唯物主義是無法調和的。這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共通連結，我們的任務便是把它找出來並進一步發展。」中情局遵從杜勒斯的指示，結果就是有些最原始的東方邪教被扶植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可以作為反對中國共產黨使用，更是因為可以帶回美國使它能在那些可能會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中蓬勃發展。
達賴喇嘛的政權過去在西藏施行農奴制、私刑、凌虐以及殘暴等高壓統治。在1950年代期間，美國在西藏山林間空投武器庫存煽動中國內戰，造成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死亡。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便是殺害共產黨掃盲志工、以及燒毀醫療診所，以追求重新建立封建王朝的其中一人。中情局宣揚達賴喇嘛以及其西藏分裂運動的相關工作內容都記載於由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行的《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戰爭（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一書中。
然而，對美國讀者而言，達賴喇嘛是被作為「和平之人」的代表，而且其支持追隨者不乏左翼人士與自由主義者。其中諷刺的是在冷戰以前，西藏王朝特別被視為是右翼極端份子的崇拜對象。被西方倡議西藏分裂主義的人們奉為聖書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這本書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這位納粹黨衛軍成員所著。右翼知識份子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以及納粹政權皆讚揚達賴喇嘛統治下維持專制以及傳統的西藏社會。在達賴喇嘛作為傳統神權統治帝王的鐵腕統治下，似乎不存在任何衝突與抗爭。1930年代西藏的崇拜者們仰望這個反對科學、並維持農奴制度古老王朝，將其視為法西斯主義理想中的「自然秩序」。
帕布帕德（A. 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是第一位被引介到美國的印度大師。1966年，他創立了國際奎師那意識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也被稱作奎師那運動（Hare Krishna Movement）。這個組織積極地招募年輕的和平行動家、學生、離家少年、以及革命知識份子與右翼印度教徒等類型的人。許多其他被視為右翼極端份子及反共狂熱份子的印度「神祕主義者」及「大師」都滲入美國。
在印度，這些宗教教義大多都有關於屠殺穆斯林、暗殺工會成員、童婚、及種姓制度。這些教派普遍而言反對任何形式的導正社會不公，單純認為窮人應該過一個謙卑的生活並期望輪迴能帶他們到一個更好的位階。
與這些印度極右翼與極權元素站在一起的那些人，被精心挑選成為備受美國和平行動家以及左翼人士們敬重的導師。奎師那運動更成為了反戰行動的重要元素。
除了反共政治與東方邪教外，使用毒品也成為了西方國家左翼運動的一個面向。全世界的革命運動都在為了將勞工從嚴重的成癮中解放而鬥爭。消滅海洛因及鴉片所帶來的禍害是中國共產黨最為大的成就之一。美國共產黨禁止其成員使用毒品，許多美國的社會主義組織更甚至鼓勵大家停止飲酒。馬克思主義者通常認為毒品成癮和資本主義一樣都是嚴重的禍害，都是人們轉向追求物質來麻痺自己的痛苦。更著名的是馬克思曾將宗教組織比喻為鴉片，認為宗教組織是「沒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是沒有靈魂處境裏的靈魂」。
然而，美國政府的行動主要用意在培養假的左派、以及防止任何有成效的社會主義運動，這翻轉了馬克思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長久以來的立場。在1960年代早期，中情局執行一項叫做MK-ULTRA的計畫。他們開始向大學生發放致幻劑進行實驗。在年輕人反對越戰或是追求民權運動的抗爭場域中，總是能看到LSD、大麻、海洛因及古柯鹼的身影。
提摩西·李瑞博士（Dr. Timothy Leary）是一名被開除的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他踏遍美國各地向那些進行反越戰或是追求民權運動抗爭的年輕人們鼓吹使用毒品。他的口號是「激發熱情、內向探索、脫離體制（Tune in, Tune on, Drop Out）」，也成為全國知名人士。他在許多大學校園中演講，也頻繁地出現在全國電視台上。
2010年8月17日，退休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或譯作卡斯楚）在古巴日報《格拉瑪》中的專欄中引用了立陶宛作家丹尼爾·埃斯圖林（Daniel Estulin）的作品。卡斯特羅的專欄描述美國顛覆國內左一份子的行動時說道：「在美國及歐洲，大型戶外搖滾演唱會都被用來當作遏止人們日益增長的不滿的工具…根據最近美國中情局釋出的文件（感謝《資訊自由法》），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購買超過一億劑LSD──幾乎是1960年代晚期流入美國街頭的全數…上千名研究生被當作實驗天竺鼠。很快地他們便合成了自己的『酸』…絕大多數的反戰抗爭者基於對於越南情勢的憤怒而加入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學生民主會）。但是一但陷入塔維斯托克研究中心心理戰專家所定義的環境中…他們的價值觀和創意潛力都隨著哈希什煙霧騰向雲霄。」
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以及認為科學進步是對於「大地之母」的褻瀆這類言論也流入了左翼的論述中。環境問題與氣候變遷當然是事實，但這些問題的答案很明顯是持續的科學進展，而非退步。必須發展並使用新的可替代能源。同時也必須控制經濟，以便根據長期計畫、以合乎邏輯的方式使用資源，而非追求個別資本家的短期利益。
然而，這並不是大多數自稱環保主義者或生態主義者行動家們的信念。比起呼籲理性的國營經濟與科學進步以利於克服全球暖化問題，綠色運動當中主流的聲音傾向於往回看。
在所謂的「左翼」圈子中，常常看到人類是消耗珍貴資源的地球毒瘤這類言論。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更以「環保主義」之名呼籲應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及人口。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更被以生態主義之名被迫中止。
當前許多核心信念當中可以被精確描述為「假左翼」的部分，便是對於進步史觀的否定。儘管左與右的政治定義可以追溯至法國大革命以及進步史觀的概念本身，但當中很多東西早已被扭曲了。這種扭曲並非偶然，而是早已有文件記載是情報機構有意為之的結果。
蘇珊·桑塔格的法西斯主義新定義
在這些暗中資助的工作之下，革命知識份子不只在西方體系中變成無害的勢力，根本上更被西方體系脅持了。比起擔任勞工階級反抗富人與權勢的擁護者，這些「假左翼人士」更大程度地扮演起了新自由主義及國際金融寡頭的攻城鎚。
這個事實不僅限於美國國內，在全球範圍內更是如此。今天，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干預都是以自由之名來做宣傳的。許多國家被以「解放婦女」之名侵占；更有以擔憂LGBTQ權利之名進行制裁。美國媒體把這些被暗中資助反帝國主義政府的行動者們描繪成為像是切格瓦拉一樣的「自由鬥士」。相反地，那些獨立且反帝國主義的政府被形容為冷血、機械坦克似的、不人道的機器般地無情摧殘個人以及他們對於自由的夢想。
西方世界所用的宣傳手法時常跟自由、消費主義及各種限制扯上關係。反帝國主義政府時常跟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所描述的情況畫上等號。培養這些敘事需要經過對於進步與社會主義導向的世界觀進行非常精心安排的重構。其中一個關鍵便是重新定義法西斯的本質、並掩蓋美國與蘇聯曾聯合反擊法西斯德國這個事實。
1935年，來自保加利亞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mitrov）曾定義法西斯主義為「集反動、沙文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元素於一身的金融資本所展開的公開恐怖獨裁統治」。法西斯主義一直以來被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在政治危機時所端出以右翼恐怖主義及大規模鎮壓暴行的一種形式。法西斯主義通常代表著馬克思主義所提及的波拿巴現象。波拿巴主義不僅要求資本家鎮壓勞工及被壓迫者，同時也要對於自身階級進行鎮壓，期望能在持續性的動盪中恢復秩序。
當革命知識份子被以預防成為反西方資本主義的一股勢力為考量進行收編之時，法西斯主義的新定義也因應而生。當前政治方向已經相當混亂，許多站在華爾街及倫敦立場致力於推翻革命及反帝國主義政府的左翼青年們，往往會相信他們就像是1930年代的共產主義者一樣正在參與一場「反法西斯主義」的英雄行為。
偽左翼份子蘇珊·桑塔格是這些為全球金融菁英服務、重新定義法西斯主義者中最為顯著的一位。桑塔格的首次亮相便是在中情局所資助的《黨派評論》雜誌中，他在1982年時宣稱：「共產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成功的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有許多面向，而法西斯主義則是其最成功的一種形變。」這段文字是他在聲援波蘭天主教徒及碼頭工人組成的「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府行動時所發表的。
許多桑塔格的著作中大量吸取馬克思說明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及家庭的源頭的論點，其中也包含了對西方社會的批判。除此之外他全然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的其他面向。對桑塔格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僅存可接受的非法西斯主義應用部分只有其作為解構的機制。他在後現代左翼及自由派中備受讚譽。
桑塔格的分析文通常以散文形式發表，例如1975年他刊登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發表的「迷人的法西斯主義」。在他的分析中，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任何試圖建構、打造與聯合的東西。在他知名的討論納粹同夥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非洲部落攝影展的文章中，他說明將這些照片定義為法西斯主義的原因為：「…普遍認為民族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僅代表了野蠻和恐怖。不過這並非事實。民族社會主義（納粹主義）──更廣泛地說──法西斯主義──也代表著理想，更準確地說是在現今其他語境之下仍然存在的理想：作為藝術的生活理想、對美的崇拜、對勇氣的迷戀、異化在共同體的狂喜中消解、人類的大家庭…雖然努巴族是黑人，並非雅利安人，萊芬斯坦對他們的描繪喚起了納粹意識形態中更龐大的主題：純潔與不潔、不朽與被玷汙、身體與精神、歡愉與批判之間的接觸。」
據桑塔格所言，一個人是否確實在宣揚仇恨或獨裁並不重要，因為只要任何試圖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繁榮的社會的努力都是「法西斯主義」。桑塔格明列出「法西斯主義美學」的特徵，包含：「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及忍耐痛苦…大量人群集聚；將人們轉化為物品；物品的大量複製、以及圍繞著全能的催眠性領導人物或力量的人群或物品。法西斯主義戲劇以至高無上的權力及其穿著統一且數量誇大的魁儡之間狂歡的交易為核心。其編舞會在不斷運動以及凝固、靜態、且『男性化的』姿勢之間交替。法西斯藝術歌頌服從、崇尚無心、美化死亡。」
他進一步解釋：「集體體育活動的展示、編排過的身體展現在所有極權國家中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活動；而東歐現在非常流行的體操藝術，也呼應了法西斯美學中反覆出現的特徵；掌握或限制力量；如軍事般的精準。」
為了進一步解釋他對於共產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形變這一信念，他說道：「在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政治中，意志是透過戲劇中的指揮與合唱團公開演出的。」
依據桑塔格那些非常清楚地展現了後現代假左翼心態的分析，任何試圖組織社會及發揮人類集體智慧的行為其核心都是「法西斯主義的」。桑塔格的思考邏輯是：由於蘇聯及中國在提高生活水平及為數百萬人生活帶來改變等方面所達到的成就，它便是最成功、也是最危險的法西斯主義形式。
桑塔格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等同於他對法西斯主義的觀點，因為共產主義就像法西斯主義一樣，相信對與錯。共產主義就像法西斯主義一樣，受到鼓吹支持政治上的正義目標，更鼓勵其追隨者「付出巨大的努力」、「迷戀勇氣」。共產主義就像法西斯主義一樣，為了追求理念組織政黨及群眾運動。共產主義就像法西斯主義一樣，試圖「創造共同社群的狂喜」以及完成「異化的消解」。共產主義就像法西斯主義一樣，試圖創造「人類的大家庭」、以及脫離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必須高於一切這項核心理論。
對桑塔格而言，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差異好像完全不重要。事實是，法西斯主義試圖以大規模暴行與恐怖行動恢復秩序、並維持社會階級關係。共產主義則試圖掌握生產資料、並以科學推動人類的進步。這些都被他隨隨便便地忽略了。
根據那些「後現代假左翼人士」所言，意識形態本身就是問題。對與錯的這類概念以及道德觀都必須拋棄。任何事物都應被視為是不同敘事的衝突、都是具有不確定性的。
任何朝向社會進步與集體主義的行動都必須被視為「極權主義」並拒之門外；任何解構或擾亂文明社會的行為都必須被視為「自由解放」一般歌頌。本質上，「假左翼」已經屏除了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政治中的進步性、以及為社會進步而努力的趨勢。對後現代主義者而言，他們所謂的左翼純粹是一個解構工具。而其本質就是穿上進步外衣的惡意破壞。
顏色革命的崛起
關於「假左翼」的本質的真相在蘇聯解體以及東方集（Eastern Bloc）團中許多國家倒台這段期間變得非常明顯。
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egniew Brzezinski）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煽動不滿情緒。他知道如何在社會主義世界中操弄智識迷惘的知識份子。布里辛斯基的工作與匈牙利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高度配合。索羅斯為異議團體們提供資金，資助他們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製造動亂。
布里辛斯基與索羅斯所操弄的委屈情緒是非常真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面臨經濟封鎖，防止消費性商品及西方工業技術流入。面對持續性的軍事威脅以及暗中資助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勢力，馬克思─列寧主義政府當時以非常極權的政治體系維持政權，沒有許多年輕人所渴望的自由。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工階級當時是非常富足的，感到不自由的通常是那些受教育的特權官僚後代。
那群感到迷惘的年輕知識份子在19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各個資本主義復甦的國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份子階層中，一些不墨守成規的年輕人對於藍色牛仔褲、搖滾音樂、以及西方消費性商品感到不可思議。大部分的年輕異議份子不覺得他們正在顛覆社會主義，只認為自己在為「自由」而抗爭。他們認為只要隨著他們的反馬克思─列寧政權「革命」，他們能夠保住自己就業機會、健康保健、以及住宅，同時也能添加更高水準的公民自由、藝術自由、以及西方消費性商品流入。
正是這些幻想為1968年定調了布拉格之春，更延續到1990年代。這種幻想便是那些「假左翼」所想像的一個更加人性的、更不極權的社會主義形式。實際上，這些行動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掠奪以及其對東歐的再次殖民打開了大門。
這個套路在整個共產世界中到處複製。年輕的知識份子們動員起來抗爭以訴求非常模糊的「自由」概念。軍警部門會對他們表示同情。西方媒體會大肆渲染專制政權即將屠殺和平示威者的言論。在混亂與恐慌之中，軍隊中的親美派系將伺機奪權。新的政權在美國華府的祝福下持續瓦解其經濟體系、變賣國有資產、並將人們推向極端貧困。
選擇維持蘇聯的投票數是壓倒性的勝利。美國媒體描述為「渴望獨立的殖民地」的那些蘇聯內較小共和國人民投票選擇維持蘇聯的比例更是比俄羅斯本身還高。而這次人民選舉的結果卻被奪權的親西方派系所忽視了，蘇聯正式解體。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緊隨的第一次選舉中，共產黨獲得壓倒性勝利。鮑利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隨即動用他的緊急命令權解散他指控為「紅褐聯盟（Red-Brown Alliance）」的國會。共產黨代表們拒絕離開席位，葉爾欽便派軍隊鎮壓他們。緊接著的便是造成187人死亡、437人輕重傷的血腥巷戰場面。
這種發動顏色革命推翻社會主義及反帝國主義政權的模式至今仍持續上演。
2011年阿拉伯之春便是受到社群媒體及美國電視節目中那些聽起來根本就是托洛茨基派所鼓吹的言論。
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以及希拉蕊任國務卿時背後的許多人物，在論及顛覆獨立政府與社會主義政權的全球戰略時，都說得像是左翼政治事業一般。矽谷菁英以及社群媒體壟斷者們也都加入這個行動。
安妮-瑪麗·斯勞特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這份由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所發行的雜誌中刊登一篇文章宣稱：「人民必須是優先考量。如果不是，遲早他們會推翻他們的政府。」斯勞特的文字繼續談論「民粹主義」的邪惡、由社群媒體領導革命的必要性、以及「國家保護責任（R2P）」條款為何必須加入聯合國憲章中，以合法化美國顛覆那些不尊重自由市場、「開放國際體系」以及信息自由的政權。
看到斯勞特的言論讓人想起了托洛茨基的無止盡、無國界、「不斷革命」的理論，差別只在於斯勞特沒有假裝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種「不斷革命」是為了維持西方壟斷銀行家們的秩序而服務的革命、是革命知識份子為了「病態的大西洋主義」而服務的心態。
「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會帶來繁榮」這一說法在東歐普遍遭受質疑，因為迅速實施自由市場導致人道危機。西方公司掠奪各國的結果是伴隨著大量失業人口、大規模飢荒、以及大規模的貧困問題。性交易與海洛因成佔據了東歐地區資本主義新秩序的大部分。自殺率及毒品致死率暴漲。在蘇聯解體後十年間俄羅斯的海洛因成癮比例大約增加了900%。
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備受讚譽的書《震撼經濟（The Shock Doctrine）》敘述了俄羅斯實施自由市場政策後的結果：「超過80%的俄羅斯農場宣告破產，再加上粗估約有7萬座國營工廠關閉，造就了流行病似的大規模失業。」他又繼續描述7400萬俄國人民在貧窮狀況下的生活、以及「四分之一的俄國人──將近3700萬人口──在『絕望般』的貧困狀況下的生活」。
在拆解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農場及工廠關閉，俄羅斯變成被帝國主義者們「俘虜的市場」。他們被迫從美國進口糧食、從西方國家進口鋼鐵及原物料。富裕的西方資本家們將對俄羅斯的市場控制視為一種獲取暴利的方式。在那些掠奪俄羅斯的資本家當中，冬宮資產管理公司（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的比爾·布勞德（Bill Browder）現在在西方電視上被稱作普丁「專家」。他更曾在美國國會中作證。
克萊因引述俄國學者弗拉基米爾·古謝夫（Vladimir Gusev）的言論：「資本主義犯罪的那幾年，奪走了我國百分之十的人口。」確實，俄羅斯人口在1992年至2006年間減少了660萬人。美國經濟學家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對此用了「經濟屠殺」這樣的字眼，俄國副總統亞歷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魯茲柯伊（Alexander V. Rutskoy）也附和表示這對兒童及長者的衝擊更大。
前美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回顧他在1990年代克林頓執政期間工作時在俄羅斯所觀察到的：「30%的失業人口、猖獗的通貨膨脹、養老金沒了、儲蓄沒了、30或40年…全都沒了。沒有工作。僅少數購買國家的所有資產的人過得還不錯，但普通的平民百姓則完全不行。」
現在被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些聲音描述為「敵人」的俄國總統佛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象徵了俄國國家機器介入平定市場混亂的轉捩點。普丁在他的學術論文中論及了運用「國家擁護的」、政府控制的大企業重啟經濟。普丁逐漸地將他的大學論文付諸實踐。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以及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被放在經濟的核心重整整個國家。在逐步回歸中央計畫經濟之下，普丁政府提升了生活水平、把俄羅斯從葉爾欽自由市場所創造出的災難中重新恢復了秩序。
在普丁就職總統的前八年間，貧窮比例降低了14%，薪資也翻了一倍；俄羅斯經歷了超過70%的工業化增長。2007至2014年間，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從7640億增長到20968億。
俄羅斯不再是被西方俘虜的市場。俄國的糧食自產能力在1990年代幾乎完全遭剷除，然而近年來，普丁政府打造了一個現代的、國家掌握的農業體系。俄國今日的糧食出口量超越了世界各國，每年可以為其國內帶來約200億的收入。俄國的農業出口在2018年躍升20%，而政府的全國計畫是在2024年成為「農業強權」，目標是帶來450億收入。
眼看著普丁的經濟政策帶來的結果，哈佛大學的馬歇爾·戈德曼博士（Dr. Marshall Goldman）寫道：「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俄國人民將普丁視為他們的救世主。」BP公眾有限公司執行長約翰‧布朗（John Browne）也曾讚揚普丁的政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達到這個程度。」
普丁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左翼份子，俄國政府也不擁護這種政治工作。普丁對於國家中心經濟的建設是以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及東正教會之名，而非社會革命和唯物辯證法。他並沒有提出「不斷革命」，而是抱持著希望俄國能在不受西方干預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並維持其作為歐亞大陸悠久文明的獨特身分。
21世紀「革命知識份子」的茫然、精神上對「混亂」以及為追求「自由」不惜任何人道代價的渴望，已經變成了打破邊界並傳播資本主義到世界各地的工具。美國國務院為了推翻阻礙華爾街的「民粹主義份子」以及「獨裁者們」的行動所打造的華麗浪漫舞台，幾乎就像是百老匯所上演的《悲慘世界》音樂劇中的人造場景。
西方資本主義脅持革命美學的後果就是讓實際現存的社會主義在信息傳遞上變得更加保守。當利潤及不穩定性與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相互關聯時，主導國營經濟的政府通常會與傳統價值站在一起。
